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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灼:舊時光里仍年少
2019-09-09【打印】

舊時光里仍年少 

    

陳灼 

    

  學校在區部后面的緩坡上,那時我們不叫區公所,叫區部。區部砌了圍墻,圍墻外是學校的下操場。下操場有兩個籃球場,靠近圍墻的是泥地,木樁支撐著的藍板已經疏松,裂開了或大或小的縫隙,藍圈也偏歪著。平行相鄰的另一個水泥地面的籃球場,鐵籃球架基座的橫梁上,為了保持平衡壓著幾塊石頭。我們常常坐在石頭上,觀看幾乎每天都有的球賽。操場正面坐北朝南一字排開五間土屋,土屋左側地勢約高的平臺,三層高的樓房住了帶著家眷的教師;右側是大禮堂,大禮堂延伸出去,連著四層樓高的教師樓,兩個建筑呈現出T字型的格局,剛好把兩個籃球場圍在了里面。沿著土屋與大禮堂之間的寬闊石階走上去,是學校的上操場,偌大的操場上長滿了淺草,左上角兩排土屋教室垂直相連,僅僅包抄了操場的一小部分。 

  緊鄰著區部的水管站,與教師樓一前一后,其間寬闊的通道,是進出學校的主路。從主路進來,經過教師樓,來到籃球場,一眼就看見五間土屋,那其中一間,便是我初一時的教室了。 

  班主任老師姓鄧,教我們的語文,五十多歲的他還曾經是父親初小時的先生。因為教了兩輩人的緣故,他對我特別嚴苛。至今清楚記得鄧老師在上課時曾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在黑板上寫下一首順口溜譏誚我: 

  小學數學頂呱呱 

  人人見了都在夸 

  一進三中自尊大 

  懶惰成性不像話 

  數學零分找著他 

  …… 

  應該是剛進三中讀初一的某次數學測試我交了白卷,才惹說話做事不溫不火、不急不糙,總是面帶微笑的鄧老師如此生氣,狠狠地下了我的面子。我當時處于怎么一種窘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無法憶及。但對體育老師莫老師我卻印象深刻,幾乎每天的課間操,高大英俊的他都會出現在教室前筑起的平臺上,帶領我們做第六套廣播體操,他領操的標準姿勢惹人注目。莫老師籃球打得漂亮,偶爾還在操場上輕輕松松的翻幾個空心斗,有時也在單杠雙杠上下騰挪——那些高難度的動作讓我們神往,大開眼界。據說莫老師是重慶人,剛畢業于成都體大,學的是體操專業。那時我一直以為體操專業學的就是廣播體操,真正知道體操的含義,已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我們的班長是另外一個公社的人,因為離學校二、三十里地,他住上了校。星期六中午放學后,他們一個方向的同學邀邀約約,急急匆匆朝著家的方向逶迤而去,星期天又背著干粑水豆豉......先后回到學校。鄧老師安排我和他同桌,自然是希望讀書專心的他能夠影響幫助我,但我僅僅記得他曾不止一次地咬過我,想來我與姓陳的班長明里暗地多次動過手腳,但記憶中并沒有過激烈的打斗。 

  初二時十二歲的我賴著要住校,離學校十里八里范圍內很少有人不走讀,但大人拗不過,終于依了我。穿過大禮堂,是學生食堂,經過學生食堂和大禮堂之間的通道,往上走幾步就是背靠著上操場石壁的學生寢室。一樓住女生,二樓男生住。男生們是清一色的地鋪,把家中帶來的蒲草席、青篾席在木樓板上鋪開,棉被枕頭往上一放,就成了我們的床。住校生每人都有一口木箱子,木箱鎖著飯票衣物油辣椒之類。晚上我們就點亮煤油燈,伏在墊了幾塊磚頭的木箱上,讀書、寫作業——木箱毫不例外地成了我們在寢室的唯一的書桌。 

  寢室的墻壁天花板,前前后后的住校生用煤油燈打火機熏出了各種黑不溜秋的圖案和文字——當時的內容形狀已不再清晰,那些本身迷糊的景象,至今不可能不在我的腦海里留下一團混沌。 

  那時讀書,第一羨慕街上的同學,因為近,上學放學,他們免走了許多越山攪水、爬坡上坎的鄉路,還能在課間吃飽自己的肚皮———初中以后學校開始了早課,兩節早課之后,老師和住校生去了各自的食堂,街上的同學們歡呼雀躍地回到家里。天不亮就起了床,摸到灶門前胡亂踉幾碗剩菜剩飯的走讀生,在這種時候只能餓著,書一般是讀不進去的,無非追逐嬉戲,調皮千翻兒,等到接下來的課重新開始。 

     一天兩頓飯,同學們敲著碗筷,從寢室里奔出來,吵著鬧著,牽層打浪地涌到食堂前的院壩里。一個人負責收票,收齊了八張票,從食堂的窗口遞進去,換來一盆飯,一盆湯菜。飯盆菜盆擱在地上,幾個人圍在一起,蹲著站著,把碗遞出去,催促收票人分菜分飯。我也有幾次收票分飯菜的經歷——那時勺子掌握在自己手中,舀到自己碗里時,飯菜自然要汪實一些。飯大抵是未碾碎的包谷,摻了可憐兮兮的糙米,菜也不外乎煮老南瓜,煮酸菜洋芋,煮白菜蘿卜,油腥星星點點地漂浮著。但那時吃著香啊,人還沒走回寢室,路上已經把飯菜刨了個精光。 

  很奇怪學校忽然時興起說“反話”——學生把說話的順序打亂了或者顛倒過來說,“乖個阿娘有點姑”,轉譯過來就是“阿個姑娘有點乖”。鄙鄉方言,把美麗漂亮叫做“乖”,把這個那個讀成“支個阿個”,“兇過老師有點支”,自然是說“支個老師有點兇”。等等。最流行的臟話,莫過于喜笑怒罵時,脫口而出“舅個支兒”,沒有直接了當說粗話,顯見僻壤的人也有幾分幽趣。 

  校長也喜歡罵人,尤其是訓人時總愛帶出話把子。我讀初三補習班時,五十幾歲的他因病去世,我們熱熱鬧鬧地走了幾十里山路,護送他老人家回鄉安葬。全校師生齊刷刷出動天經地義,然而于我,卻暗暗懷著不一樣的特別的感恩之心——大概在初一下學期的時候,有一次后勤老師準備了一些圖書作業本、地圖文具之類,在教室前的平臺上向學生售賣,因為無錢,我只能在人群外逗留閑觀。記得一身中山裝的趙校長走了過來,問了我一句,慢慢解開上衣胸前的紐扣,把手伸進衣服內,在左胸處的內袋里掏出幾張折疊整齊的錢,數了數,從中抽出一張貳角紙幣遞給我,罵罵咧咧地叫我買樣東西。他認得我,那么多貧困的學生,他不能一一照拂,但是單單在那種時刻,毫不猶豫地施我以恩惠。當我今天第一次用粗疏的文辭寫下這一次經歷,我又一次心潮起伏,熱淚盈眶,又一次在塵世,為遠在天國的趙老校長低下頭來! 

  臨畢業時我確乎經歷了一次“談朋友”,讀高二的學姐托人轉給我一封信,我也寫了托送信人回她,但我們從來不曾約會,甚至只是遙遙地幾次看見對方。那時男女同學間很少說話,同桌時課桌上幾乎都劃了線,楚河漢界分明得很。很快我們都畢業離開了學校,當我來到百里之外另外一間學校讀高中,她還通過郵局給我寄信,說生在農村,死在農業,希望我好好讀書,跳出農門,不要像她那樣,又回到鄉野,終至要和土地一輩子打交道。我回了信,但不知她收到沒有,不知不覺就斷了聯系,從此未再相見。 

  跳出農門是當年的農家子弟最迫切最強烈的愿望,命運垂青,幾年后我回到了母校,成了一名拿購糧本拿工資吃飯的教師。時過境遷,學校的格局人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師長已經離開了學校,或謝世,或回到老家,或去了彼處,許許多多的同學也是天各一方。放電影《少林寺》時幾乎要擠破的大禮堂,土屋教室彌漫的灰塵,煤油燈燈光昏暗的夜晚,包谷飯食堂的碗筷聲......已不復存在,時光推移,我的母校已經是另一番景象。 

  一個偶然的機緣,我離開母校,改行調到了縣城的一個部門工作。在那短短四年的教師生涯里,我懷著跳出農門的喜悅和農家子弟的天然心性,自然而然地融入學生們的生活,我忘不了和他們在課間一起打贏仗,扳手腕,擠油渣兒,讓學生一左一右掛在我的肩上,雙腳離地,我挑著他們來回奔跑......的情景。其時生活條件大為改善,教師家屬,學校周邊居民做起了“學生飯”的小生意,吃的已經是光大米,有炒菜有湯菜,有葷有素,再不是我們那時和湯和水一碗飯,急切地盼著一個星期一次的名不符實的“打牙祭”。遠遠近近的學生們在街上或學校附近的民居結伴租住,很少有孩子還象我們那時一樣,晴里雨里,一天兩頭黑地來回奔走。 

  我多么希望能夠帶給同學們更多的溫暖和關愛,但剛參加工作的我依然促襟見肘,手長衣袖短。我肯定遇到過很不開心的事,也不止一次地在他們的面前流露過負面的情緒。但最大的壓力,還是我所學的英語專業,因為英語水平低過了頭,我時時感到恐懼和憂慮。學校領導開明,僅給我安排了一年的英語課,就讓我改上語文為主。現在想起,彼時教書,太自以為是,太由著心性,并未真真正正做好教書育人的本分。但我仍然慶幸,沒有繼續教英語,沒有繼續為人師,因為如此,沒有更進一步地誤人子弟。 

  仔細算來,再次離開母校已經二十一年了。這些年里,我曾數次路過我的母校。可是心中忐忑,幾乎每一次都躲開了她。六十年來,她默默送走了一茬一茬的人,也為這方鄉土暗暗地積攢著文氣。我和她兩次刻骨銘心的交集,無論在懵懵懂懂還是混沌初開的日子,她始終無言而又慈愛地接納并安頓了我,給我貧窮的少年以歡樂、以厚待,給我唐突的青年以提示,以厚望。我多么希望她仍然是過去的樣子!可是流逝的歲月總在改變一切,世間萬物不可能永遠留在原地。她只能在我回望的時刻,帶著鄉土的氣息和簡樸的身影向我而來,讓我依然年少,再次重逢我的師長,我的同學,讓我再次經歷一系列放不下的苦樂歲月。 

 

2019年6月1日

 

  (作者為遵義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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